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禚振西:在感恩中守望耀州窑
发布日期:  2017-09-20  访问量:    字号: [] [] []
简介:

  作为第一位获得英国东方古陶瓷学会“希尔”金奖(Hillgoldemedal)的华人,禚振西先生将自己的大半生都奉献给了耀州窑。3月初,记者专程前往铜川市耀州窑博物馆,专访这位“国宝”级的古陶瓷专家。见了面,记者发现,已经80岁高龄的她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步履稳健。

  禚振西,1938年5月出生于山东高密。1961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到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现更名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从事考古与文物研究,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和隋唐研究室主任。1998年退休,后受聘为耀州窑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员,一直在铜川工作至今。1997年获英国东方古陶瓷学会“希尔”金奖。此奖是为了表彰在东方古陶瓷研究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学者,禚先生作为第八位获奖人,是首位荣获此奖的华人学者。

  禚先生还是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常务理事、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西北大学和深圳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理事和学术委员、耀州窑研究会名誉会长;并兼任陕西省文物鉴定组、陕西司法鉴定中心等部门组织的顾问和鉴定专家,是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采访中,当记者问及耀州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地位及沿革时,禚先生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耀州窑曾是中国历史上三个朝代的“皇室贡窑”

  禚先生告诉记者,在中国无比辉煌的陶瓷发展史上,铜川市的耀州窑占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耀州窑是中国古代的历史名窑,耀州瓷是中国北方青瓷的代表。唐代创烧于黄堡镇,是大唐国都长安唯一的一座京畿窑场。唐代曾烧造唐三彩和黑、白、青、黄釉多种瓷器;五代主烧青瓷,首创了“雨过云破”的天青釉瓷;宋代风格独具的刻花和印花青瓷繁荣昌盛,享誉海内外;金代承宋延续发展刻花、印花青瓷,创烧了青白如玉的月白釉瓷;元代转型烧制大众青瓷。宋代时窑场曾扩展到印台区的玉华宫和耀州区的塔坡。晚宋、金代又逐渐扩展至立地坡、上店、陈炉等地。明、清、民国陈炉镇成为耀州窑后期的中心和代表,一直延续至今,使耀州窑从唐以来有近1400年的历史,千年炉火不绝。黄堡窑场明代中期停烧,有800多年的烧瓷历史。黄堡窑场是我国古陶瓷遗址中最早公布的全国重点保护单位。耀州窑遗址的重要性突出表现在它自身所具有的多种重要价值上,如历史性、科学性、文化艺术性、科学信息性和社会性的诸多方面。

  耀州窑是中国历史五代、北宋、金代三个朝代300年的“皇室贡窑”。创烧出最受当时皇室青睐的五代宋初天青釉瓷、“宋代青瓷刻花之最”的刻花印花青瓷及“白为上”的金代高档月白釉瓷,均可堪称为同时代的国内第一。耀州窑陶瓷遗址埋藏丰富、悠久。因窑址地处黄土高原,保存很好,不仅作坊、窑炉、瓷片、窑具、作坊具保存很好,而且包括生烧器、甚或制成后尚未烧造的坯件,都得以保存。如唐三彩作坊中的坯件出土时仍保持其原貌。这在其他窑址中是极为少见的。耀州窑考古发掘面积已达两万平方米以上,面积最大,出土器物、历史发展序列性最强,考古发掘科学严谨。1993年获得国家文物局颁发的“首届中国田野考古发掘”三等奖(一等奖缺),是我省第一个获得的国家级田野考古奖项,是20世纪中国一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耀州窑博物馆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古陶瓷专题博物馆。

  耀州窑有中国最早的“窑神庙”和“窑神碑”

  禚先生告诉记者,铜川黄堡镇有中国最早的“窑神庙”和“窑神碑”。俗称的耀州窑“窑神庙”北宋时在黄堡镇的紫极宫,“窑神碑”的官称叫“德应侯碑”。“窑神庙”和“窑神碑”的发现在中国陶瓷文化史上是一个重大事件,尤其对耀州窑来讲更是意义非凡。它们的发现,“中国陶瓷考古之父”陈万里先生功不可没。陈万里先生是将中国古陶瓷研究由书斋引向田野科学考古的第一人。1953年,北京在建广安门火车站时出土了一批青瓷,器物上有龙凤纹饰,是皇家的东西。北京考古队不能认定是哪个窑口的产品,就请陈万里和冯先铭两位先生去看。陈、冯二人一看这批东西既不是越窑,也不是龙泉窑的产品,是哪里的他们也不知道。于是,他们就查文献,看历史上还有哪个窑口上贡青瓷,发现耀州窑上贡过青瓷。1954年,陈万里、冯先铭、李辉柄一行专程来到耀州窑考察。陈万里在黄堡的耀州窑遗址里捡到了一些瓷片,一看,确实和北京广安门出土的青瓷一样。除了没有龙凤纹,但是造型、釉色、工艺手法、胎都一样。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他们都非常高兴。陈万里当时就想到了“窑神庙”。古文献里有记载,山西榆次、河南修武、禹州等地窑口都有“窑神庙”。但这些庙都是按照耀州窑的“窑神庙”样式建的。据说,这些地方建庙前先派人到黄堡镇,把耀州窑的“窑神庙”描绘下来,回去后照着样子建“窑神庙”。陈万里等人随后找遍了窑址也没找到“窑神庙”。直到两个来月的调查即将结束时,陈万里、冯先铭来到了现在的铜川市第四中学所在地,当时叫黄堡小学,也是原来的紫极宫所在地。在学校教师食堂门口发现了一块平放着的、被老师当餐桌用的石碑,仔细一看,正是他们苦苦寻找的“窑神碑”——“得应侯碑”。这个石碑很重要,现已被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封碑展示,碑文拓片被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这个石碑的重要性就是它记载了耀州窑的“窑神”,是北宋熙宁年间由耀州的阎太守上奏皇帝赦封的,叫“德应侯”。“德应侯”就是山神。为什么叫“德应侯”呢?就是匠人们有所要求他都能答应,使人们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瓷器。当时的耀州窑“窑神庙”里还有一个“配享”,叫“柏林”,河南、山西一带叫“百灵”。这也是一个“神”,但他的地位次于“德应侯”,所以叫“配享”。据说这人是当时的一个制瓷大师,走到黄堡这个地方就留下来指导当地人烧制陶瓷,得到了人们的尊崇。中国北方有窑神的庙几乎都把柏林作为窑神,包括磁州窑、汝窑、钧窑等,这些地方的“窑神”是耀州窑“窑神”的“配享”,这一点就证明了耀州窑“窑神庙”的唯一性,“德应侯碑”的重要性。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耀州窑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表明耀州窑在宋代就已经是中国第一窑口了。

  欲建“基金会”在感恩中守望耀州窑

  1958年到1959年期间,耀州窑开启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科学陶瓷考古发掘。时任陕西省考古所所长的王家广,派唐金玉先生来发掘耀州窑,大量的耀州窑瓷片在那时出土,精美的瓷片再一次震撼了世人。禚先生告诉记者,也正是那次对耀州窑的发掘,让她与耀州窑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1年,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的禚振西被分配到陕西省考古所资料室工作。当时,从耀州窑挖回来的瓷片全部摊开放在资料室的地板上。禚振西觉得这些瓷片特别漂亮,每天都会抽时间去触摸这些瓷片,慢慢的她就对这些瓷片有了研究,喜欢上了耀州瓷。

  1973年,耀州窑遗址附近的黄堡灯泡厂搞基建,挖出大量瓷片。时任铜川市文化馆馆长的刘本奇先生让文化馆文物组的卢建国把瓷片背到西安,找专家鉴定。在省文管会,大家看到摊开的瓷片都说好看,禚振西因为对耀瓷有过两年的接触,就把这些瓷片按照它们的年代分开摆放。看到此情况,当时的文管会领导就指派禚振西带队,到耀州窑进行新一轮的发掘。从那时起,禚先生对耀州瓷的研究就再没中断过。

  禚先生说,1973年的那次挖掘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自己当时的学术水平有限,对耀州窑的认识和研究还不到位。直到1976年,禚先生以陕西编写组组长的身份,参加了国家组织的中国第一本陶瓷史——《中国陶瓷史》的编写,才让她对耀州窑有了新的认识,这是她学术生涯的一次重要契机和升华。

  禚先生回忆,《中国陶瓷史》是按照周恩来总理的要求,由当时的文化部、轻工业部、建材部三个部门联合编写。周总理说中国是陶瓷大国,是陶瓷的故乡,一定要有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中国陶瓷史,要打破陶瓷学术被西方垄断的局面。在编写过程中,禚先生几乎走遍了全国的博物馆,有了一个认认真真学习陶瓷的过程,她自己很多的想法也因此改变。等到陶瓷史编写完成,她又回到了黄堡镇,继续发掘研究耀州窑,决定从此终身要从事耀州窑的研究,这一干就是45个年头。为了确定耀州窑在整个中国陶瓷史的发展中所占的地位,禚先生跑遍了全国各个窑口,写了四部学术著作,将耀州窑的沿革体系逐步完善。将五代时期的耀州窑单独提出,并把宋代时期的耀州窑也分成了几个时期,把金代从金元时期分裂出来。耀州窑的历史发展脉络得以展示在世人面前,在世界古陶瓷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禚先生也因此成为第一个获得“希尔”金奖的华人。禚先生说,得知获奖后,她自己也很吃惊。

  采访中,禚先生一直对记者反复表达着她对耀州窑的感谢、感激和感恩之情。她说:“我很感恩,是耀州窑成就了我,耀州窑的博大精深让我此生都念念不忘。我现在所获得的荣誉让我很不安,这些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团队的功劳,我不应该一个人来享受现在的学术成就。几十年来,铜川市的领导和群众,特别是耀州窑博物馆的领导和同事,给予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我发自内心的感谢他们!”

  禚先生的爱人杜葆仁先生也是一个古陶瓷研究学者,因为对耀州窑的热爱,几十年来和她朝夕相处在考古一线进行发掘,大家开玩笑的说他们开的是“夫妻店”。原国家文物局顾问谢辰生在耀州窑调研时说:“中国的考古学者常年坚持在基层的我见过不少,但夫妻俩同时坚持在基层的很少见。”杜先生临终时叮嘱她:“要抓紧!我们要对得起耀州窑!对耀州窑的研究不能画顿号,不能画分号,你要想尽千方百计,为这件事画上句号。”

  每年的5月18日是世界博物馆日,机缘巧合,这一天也正是禚振西的生日。今年是禚先生80岁寿诞,记者问禚先生耄耋之年有无遗憾、有何愿望时,禚先生说:“有两个遗憾,一个是关于耀州窑的考古报告目前只编到一半;另一个是玉华宫肃成院的考古报告没有完成。有一个愿望,我想发起成立一个耀州窑研究基金会。这辈子我没有挣到多少钱,我想作为一个发起人拿出一些积蓄,倡议其他人来捐助,共同把基金会做起来,也算对我先生、对我自己此生一个交待了。”(文/崔战雄 袁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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